两会对话世界国际化怎么走

图为一家外国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前报道中国两会。

图为许多国家的驻华外交使节受邀参加本届全国两会开幕会。

图为一位记者在大会堂三楼用望远镜观察主席台。

图为外媒记者早早来到广场等待报道全国两会。

3月4日，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在京西宾馆举行议案会签。图为代表们在其他代表的议案上签名附议。

图为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成为广场上靓丽的风景线。

(以上均为特派记者 励漪 摄)

Duang! 张建国委员一句“银行是弱势群体”，总理笑了，央行行长笑了，全国人民都笑了。

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一位大行行长肯定不是来搞笑的。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临门一脚的关键时期”，说是撒娇也好，当段子手也罢，张建国委员只是用一个另类的方式告诉大家，改革阻力之大、伴生问题之多难以想象。

更为复杂的是，中国银行业深度的国际化，让一国的改革问题，其效应已蔓延出国界。而这还只是银行业，只是“全面”的一个侧面而已。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越来越不是一个只关乎中国一国未来的举措。中国如何发展自己，如何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定位自己，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国际金融报》记者在这几天的两会会场采访发现，在人民大会堂内外，都不乏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者和探究者，两会已经成为一个中国与世界对话的平台。

7%的中国定位

7%的增长目标，需要一个自我定位和国际定位。一个7%的增长，年度增量为8000亿美元，是美国年度增量的一倍

3月5日上午，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5年GDP增长目标为7%左右。相比上一年，这个预期目标下调了0.5%。

新的增长目标，引起全球关注。当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欧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还是15个非洲国家、13个亚洲经济体和3个拉美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所以，中国已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引起世界关注。

英国《每日电讯报》此前在盘点“全球金融灾难的10个警示征兆”时，列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经济减速”。

美国智库IHS环球透视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毕斯瓦斯(Rajiv Biswas)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他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时认为，7%的增长目标反映出“中国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收入国家向现在的中等收入国家过渡。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GDP增速放缓也在预期之内”。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认为，2015年GDP增长将更加贴近7%。他的理由也是两方面：欧洲、日本包括新兴市场在内的国际需求都有减弱趋势，同时，国内出口和工业制造非常疲软，房地产及其相关的泛金融领域增速减缓的风险上升。这都对中国转型形成了一定的压制。

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布鲁纳(Robert Bruner)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世界对中国的增长预期发生了变化。他说，“很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保持增速，而是改变预期。如果大家都预期10%，从10%到7%，人们会觉得‘变穷’了。”

罗伯特提供了一个更加辩证的视角。他说，其实，7%依然是很高速的增长。但预期变化，人们就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而呈现出一种“经济减速”的状态。

7%确实不低。要知道，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是7%的增长，年度增量也达到近8000亿美元，约等于土耳其(2013年7606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而美国目前的年度GDP增量仅为不到4000亿美元。

从全球各国增长速度看，7%也是中高速范畴。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发达国家GDP预期维持在4%以下;发展中国家，印度预期GDP增速将超过6%，巴西将GDP增速预期从1%下修至0.8%，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经济料将增长4.9%。有机构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15年增长3.2%，相比2013年和2014年的3.3%增速进一步放缓。

0.5%的国际影响

少一个0.5%的预期增长，已经开始真实地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方略，引起资金的观望

经济预期下调，必然要承受下调的成本。从2014年的“7.5%左右”到2015年的“7%左右”，少一个0.5%的预期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实际上，有些后果已经出现端倪，资金的外流就是其中一个体现。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教授杨涛(Dennis T. Yang)就提醒说，如果中国的增长预期是10%，他们会在中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但如果中国预期增长正在下调，他们就会更谨慎，甚至选择在别的经济体投资，例如印度。

GDP增长预期是一个总的“锚定”，锚一动，船也就跟着动了，比如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杨涛说，之前，人们认为人民币会继续升值，甚至会升值10%，这让在中国投资很有吸引力。但增长预期带动了跨国企业投资变向，投资改向带动了资金外流，人民币升值前景也将随之改变。

上海交通大学的朱宁教授也分析说，有些现象已经出现，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在过去5年中，有许多跨国企业把在中国的投资和经营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第二，像李嘉诚的长江集团等国际投资商，开始变现在中国的物业或者人民币资产，这是我们对资产端的担忧;

第三，前一段时间国内QFII额度没有用掉，沪港通开通后反应没有预期热烈，这也反映国际资本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风险和机会之间权衡有了新的思考，即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而投资回报可能会相比前一段时间有所缩小。

怎么应对这种变化?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当前一个社会共识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挑战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不是短期冲击，而是长期转型。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已经很是适应。她在接受《国际金融报》采访时认为7%对她来说是正常的。她说，经济下行压力大，关键在于制造业要加快速度，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创新技术特别重要”。制造业困境在于解放思想，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担当，不能仅为了盈利才做制造业。

春华资本集团主席胡祖六则愿意从更长的视界来观察中国经济。他分析说，从中国国情、国际经验与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综合判断，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与发展时期。

不过，这个新增长时期的中国经济也并非没有吸引力。杨涛认为，7%的增长基础上，中国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提醒说，中国需要真正注意的是，如何找到增长的新引擎。他举例说，很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很无序，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潜在动力就在于提升金融市场的效率;

此外，杨涛还认为，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消费市场还欠发达。所以中国两会上强调促进消费，让经济转化成消费型经济。但如何实现?实现了这点，就可以找到新的增长点，来维持高速的增长，产生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国际建议“西安治疗牛皮癣医院创造需求”

在增速下滑时的政策应对，国际经验格外多，但总体而言，都要求重新创造需求

其实，7%还远不是中国经济最后速度。

据刘胜军判断：“过去35年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9.8%的高速增长，这打破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高增长纪录。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的局限性，随着时间推移，显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刘胜军认为，中国经济告别高增长之后，会逐步步入5%左右的中速增长。

对此，弗吉尼亚大学的罗伯特·布鲁纳院长给出的办法是“创造需求”。

罗伯特说，“历史上，美国政府投了很多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这是建立在金融市场效率不高、资本流通不畅情况下的做法，因为市场不能确定哪些领域最需要资金，最能够创造财富。私有市场才最了解如何合理分配资金。”

罗伯特的对比，实际上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有体现。

经济学人智库(EIU)亚太区经济学家任韬(Tom Rafferty)也从总理的工作报告中读出了财政刺激的信息：“中国政府2015年将非常依赖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总理还发出信号称，今年会在改善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更多，如果要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政府将在过去的基础上对武汉哪里治牛皮癣好预算赤字采取更大的容忍度。”

据政府工作报告透露，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

任韬观察到，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对货币政策更加审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政府只想集中精力从财政政策入手。因为在过去，政府也曾尝试过货币量化刺激，但经济和消费需求增长效果不是很明显。”任韬说。

与财政刺激相伴生的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会不会再次回到过去的强刺激上。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这是误读。他的解释是，发改委的投资组合拳更注重于提高投资效率，从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三方面着手。

“投什么”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公基”，而是“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谁来投，既要政府用好自有资金，也要撬动社会和民间投资;怎么投，就要“政府和社会资本加强合作”。

尽管如此，弗吉尼亚大学的杨涛(Dennis T. Yang)教授仍建议说，在惯用的分配渠道中，多数刺激资金的分配由地方政府决定。鉴于中国经济的状况，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确实带来了问题，有些投资项目并不能很快带来回报，有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在已有大量投资基础的项目上，因而限制了回报的总量。

“相比较美国——投资分配会经过全盘考虑，但政府对于资金流向的干预更少，而是依赖于私有市场上的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来决策资金的流向。这也是中国需要面对的挑战。”杨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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