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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第一个主动离婚的女子黄逸梵传奇的一生

发布时间:2021-01-06 12:01:28 阅读: 来源:手环厂家

民国时期第一个主动离婚的女子:黄逸梵传奇的一生

说起母亲,许多人心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或许是温柔、贤惠、端庄、甚至有一点小幽默。

张爱玲的词汇更丰富些,晚年时,她曾如此形容自己的母亲“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张爱玲的母亲,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思想上的新潮程度不亚于任何同时代的男性学者。她想学油画,便与徐悲鸿、蒋碧薇同住在一幢楼里。她学做手袋和皮鞋,便不辞辛劳地从马来西亚运回一整箱蛇皮,她嘱咐小姑子张茂渊时不时拿出来翻晒时,一湾碧绿悬于窗边,别人看着怪害怕的,她却不以为意。她学唱歌,天生肺活量小的她,唱起歌来让人听着更像是在吟诗,总比钢琴声低了半个音阶。她对时尚,触觉敏锐,总能在乱世中找寻一处小宅,将自己的生活打造出梦幻般的多姿多彩来。而她最轰动世人的做法,则是离家出走。

出走后被丈夫劝回家,又逼着他离婚,将自由牢牢握在手中。

易卜生的戏剧作品《玩偶之家》里有个出走的娜拉。鲁迅读后,曾公开发表演讲,讨论娜拉出走之后生活怎样了?

他给出了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家。黄逸梵耗尽了自己一生的浮华与落寞,证明了出走的娜拉是能够独立,并幸福生活下去的。

有人说她去世时,冷戚而悲凉,但在此之前,她试过了,她确实把自己与同时代相同婚姻模式下的女性,拉开了一大截距离。

黄逸梵出生于1896年,生母是个湖南乡下的农村妇女,当初嫁进黄家时,就是冲着她能为黄家唯一的儿子开枝散叶,才娶进家门。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果然不负众望,一出手就怀了一对龙凤胎。

女孩是黄逸梵,男孩则是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黄逸梵从小没有享受过父爱,她的生父黄宗炎在她出生前便去世了,她与双胞胎哥哥是黄家异常珍贵的遗腹子。正因如此,在她22岁那年,由家里人做主,将她许配给了名臣之后,李鸿章的外孙张廷重。论起门当户对,两人真是一双璧人。张廷重有才学,且气质忧郁,总是一副富家冷公子的做派。

每天,都能看见他在庭院里吟诗背文,每每总是各家各派的文章汇聚于他的舌尖,滔滔不绝,支支吾吾。

大概是怀念过去文人独领风骚的旧时代,背诵每告一段落,他便要一步三叹气,拖起长腔来伤春悲秋一回。他身世显赫,家财万贯,李鸿章是他祖父,母亲李菊耦是李鸿章的长女。

当年为了保证女儿嫁为人妇后不被欺负,她的嫁妆丰厚到足足够张家后三代人随意挥霍。黄逸梵当然也不示弱。

她虽为妾室所生,但深得张家大夫人张氏的爱护,成长环境里,物质基础十分雄厚,思想基础更是荡漾着大将之风,时常野性十足。

初嫁时,她的嫁妆不多。

但在1922年,张家大夫人在上海去世,家里的大部分财产落在了她与孪生弟弟黄定柱的身上,姐弟两人,一个得到了家里无数价值连城的古董,另一个分得了房产和地产。

两人的结合,可谓强强联手,颇有当年宋霭玲与孔祥熙结合的味道。

然而,两人虽家世相似,三观却完全不同。

说起来,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黄逸梵得到财产后,向往外面世界的愿望越发强烈,总想着走出国门,去全世界看一看。

她开始朝着当时最流行的西式风格,打扮自己的相貌,规划自己的衣食住行。

她烫着爱司头,爱穿西式的服装。

她与胡适打牌,一身长袍配红蔻丹衬托出浓浓的希腊风情,一时间成为牌桌上独领风骚的尤物。

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然而,这样美艳动人的母亲,却生活在一个与她气质、学识、价值观非常不符的家庭中。丈夫张任重似乎无法接受任何新思潮的影响,他不但躲进了深深的庭院之中,更躲进了与时代进步完全隔离开来的鸦片中。

他整日抽鸦片,周旋于舞女之间,而且还与大舅子黄定柱一起逛窑子。他这些花花公子的品行,她深为不耻。她唉声叹气,十分苦闷。

无时无刻不想着逃离这个坐拥金银千万,却日日坐吃山空的家庭。不久,机会来了。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计划出国留学,心心念念想要出国的黄逸梵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她提出与小姑子张茂渊一起出国,担任她的监护人。她心高气傲,国外的生活才是她想要的,那里没有乌烟瘴气的鸦片味道,更没有低俗的舞女脂粉气味。抓住这次机会时,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都已出生,都长大了。

她顾不得许多,一鼓作气地狠下心来,奔向了自己渴望的生活。

那一年,她三十一岁。

妻子出国后,张廷重的日子堕落得一点希望都没了。

一位父亲和两个孩子都住在天津,按理说,这本该是一副奶爸与孩子默契相处,笑料百出的日子,每个人都在糗事中,期待着母亲的归来。

可母亲没有回来,家里倒是隔三差五就住进来一个妓女,张廷重本来就是个巨婴,这会子算是退化到子宫里去了。

他夜夜笙歌,沉醉在鸦片烟里,无法自拔。荒诞的日子粉墨登场后,便持续了好几年。

接下来,张廷重失去了官职,沦为有钱人家的无业游民。

可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非常怀念着黄逸梵。他寄了一张照片给她,附带一首七言绝句:

才听律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不知是这首诗打动了黄逸梵,还是她与小姑子正巧也准备回国。

黄逸梵回家了。归国后的黄逸梵年岁长,却越发妩媚动人。

团聚后的一家人搬回了上海。

他们从石库门搬到了一处花园洋房。

这里很符合黄逸梵的生活美学。

家里养了狗,种了花草,还摆上了孩子爱看的童话书,不三不四的伙伴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各思想新潮、作风前卫的好友。好的家庭气氛,让黄逸梵重建婚姻的想法。

她教女儿读英文单词、弹钢琴、画画,其乐融融。

她还与一个胖伯母肩并肩坐在钢琴边,模仿电影里明星们的恋爱桥段。

张爱玲的昏暗童年,此时此刻被打上了一束清澈、纯净的光。

她坐在地上,仰望着母亲,看得入迷,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

渐渐长大的爱玲与弟弟子静到了该好好教育的年龄了。

她看到两个孩子,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觉得很是落后。

于是,她拽着张爱玲去了黄氏小学,硬生生地把她弄进了小学四年级,做了插班生。

弟弟张子静,却因为张廷重的不许,留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读书。

张子静一生平庸,从此可窥一二。守旧的张廷重越来越依赖鸦片,甚至还开始注射吗啡。

争吵再次出现,伴随而来的还有黄逸梵痛苦的哭泣,面红耳赤的指责。

摔东西的声音更是从不间断。这段婚姻,终于到了让黄逸梵无法忍受的地步。她请来了律师,起草了离婚协议。

她等着他签字,他却犹豫不决,多次提不起笔来,他数次挽留,最终无济于事。

她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他听了这话,心里说不出难过,默默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获得自由的黄逸梵,再次冲出国门,再也不回头了。

她带着因分家产得来的钱财,开始了四处旅行。这个成功出逃的娜拉,进入了她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时期。

曾经的她,为人大胆,性格刚烈,与小姑子张茂渊去瑞士,两人一同在阿尔卑斯山滑雪。

她的一对小脚,比张茂渊的大脚滑的还快。

她在欧洲的美术学校学画画,后来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学校,她还当过一阵子的教师。如今的她,生活越发有滋有味,她走遍了全世界,称得上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旅行家。你可能会觉得,这下子总算可以证明鲁迅先生错了。

黄逸梵这位娜拉,既没有堕落,也没有回家。

事实确实如此,但并非全貌。

黄逸梵豪迈的旅行壮举的费用,并非她独立承担的。

她靠的是祖上积年累月传下来的古董。

每次出行,她都要卖掉一些古董。

每出手一个古董,她便自责万分,内心十分纠结。

说真的,前夫靠花天酒地挥霍家产,她用四处旅行来消耗古董,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儿?

她自己也分辨不出。脱离旧时生活之后,仿佛离堕落更近了。

如今的自由之路,是她一个人在走。

而过去的路,是家族的“高跷”抬着她走。

憎恨使她脱离的以前的生活,而过分的自由,又使她迷失在幸福当中。

她开始尝试回归到家庭中,将心定一定。

她回国,与女儿张爱玲接触。张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她回到了上海。

1938年,日本人打进了上海,炸弹声,枪炮声,昼夜不息地穿梭于城市上空。

兵荒马乱之际,她想起了女儿,便让张爱玲上她那儿去住几天。

当时女儿住在苏州河附近,她住在最繁华的淮海路。多年未曾多相处的她们,开始了漫长的磨合期。各方面都完美的母亲给张爱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十六岁的张爱玲,在学校里是天之骄子,可到了母亲这里,却木讷得几乎样样都得重新学起了。“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睽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黄逸梵对女儿的矛盾心理,也是她对回国后的生活的矛盾心理。

她想融入它,靠它来拯救自己。

可又抗拒它,生怕它将自己变成曾经鄙夷的样子。她对孩子的态度,说冷漠,还差了一点。

说自私,却也还没到那份儿上。她觉得张爱玲难以适应日常生活,便花了两年的时间,教她走路,教她做饭,还教她笑,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后来,她的钱花的差不多了,日子也就变得拮据,脾气也就出来了。

她警告女儿:

“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

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黄逸梵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弟弟张子静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说要与她们一起住。

张爱玲满心期许,母亲却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因为她负担不起两个人的学业开销。可是,冷漠的同时,她又坚持着为张爱玲请犹太裔的英国老师来补习她的数学,每个小时就要花去整整五美元的高价钱。没过多久,她再次离开熟悉的子女和日常,再度逃往国外的自由生活,留下女儿与姑姑两人一起生活。

少女张爱玲

有人说黄逸梵个人主义,自私自利。

我始终觉得她是出于恐惧,才会一辈子摇摆不定。

出走之后,每分每秒都得自己张罗,那种迷茫,那种寂寞,大半都有旅行填充了。可谁又真的习惯孤独?

顶不住的时候,她就选择了回家。

再次触碰鲜活的,不那么文艺的温暖,然而她清高孤傲,眷恋曾经所唾弃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温暖可言。文艺创作中的娜拉有两条路,只能择其一。

现实中的娜拉的路,更像一个不知什么时候能歇下来的钟摆,在沉沦与家庭之间来回摆动,不断袭来的抗拒感宛若惯性一般推着她前进,目的地在哪儿,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1957年,她终于放下患得患失,停靠在了女儿这边。

那年,她病重,给女儿写信,说唯一的愿望就是见见女儿。

张爱玲彼时正在美国,她没有按照要求赶到伦敦,而是绝情地寄了100美元。一个月后,黄逸梵去世。

六十四岁的她,走遍了全世界,却未能踏进一个家。

她的那些还未消耗殆尽的古董,都交给了张爱玲。她可曾想过,很多时候女儿便是她的归宿。

她出走家庭,人始终漂泊,心从未安稳,女儿继承了爱华服、爱妆扮的个性。

她的一生与古董(及其与之相对应的金钱价值)纠缠不清。

女儿对于钱财却是另一方理解和使用原则。

”就算是父母的财产,丈夫的钱,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那是女人的权利。”张爱玲说:

我发现我不会削平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学会补袜子。

怕上理发店、怕见客。

很多人教我织绒线,没有一个成功。

在房里住了两年,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

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打针,三个月下来,仍然不认识那条路。

最后她总结到,在现实的社会里,她等于一个废物。

这个“等于废物”的人,成了张家第一个真正逃出家庭,活出自我的人。

她靠自己的稿费生存,靠写书博名气,阻断了家庭持续性的坏影响。

她的靠山不是能在一夕之间败光所有的遗产,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她自己。黄逸梵希望自己做到的事,女儿都做到了。她做了一半的事,女儿替她完成了,尽管是无心为之。这或许才是娜拉出走的真正含义。母亲点燃了出走的燎原星火,她势单力薄,经常单打独斗。

张爱玲也出走,她不再是领头羊与出头鸟了,她有母亲的帮忙,哪怕只帮了一点点,哪怕有时帮了倒忙。娜拉或许没能大步流星地抵达自由的彼岸,而那些前赴后继的“娜拉们”踏破了封建束缚的牢笼,活出了最洒脱最自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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