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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济的象征性符号

发布时间:2021-01-21 14:03:21 阅读: 来源:手环厂家

个体经济的象征性“符号”

——新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见证者年广久、赵文波、吴长发、年强(上)  人民公社化之后,个体经济成为禁忌。改革开放,使个体经济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1980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明确给个体户放开了口子。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把发展和保护个人经济写入《宪法》。自此,个体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的新机遇。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户,发展到2014年的近5000万户,私营、个体等从业人口近亿人、注册资本金约43万亿元。

在个体经济跌宕起伏的发展中,有一个人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他三次入狱,成为中国经济政策变化斗争最激烈的“受伤者”,但这同时也是他的幸运,因为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他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并由此被记入《邓小平文选》。他就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2015年2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年广久和他的儿子年强;75岁老人吴长发——芜湖市南陵县一个挑货郞,因为“过早”地成为个体户,被当成投机倒把的典型游街;以及1981年时任芜湖市副市长,分管财贸工作的赵文波,因为他的推动,让傻子瓜子进入了市场,并名声大振。他们是中国个体经济发展万千故事中的几个当事人,因之经历苦难,也因之分享幸福;他们见证了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波澜壮阔,也亲历了几次改革开放思潮的激烈交锋。  “第一商贩”年广久  2015年2月10日,农历春节前的芜湖市中山路步行街上,准备年货的人们摩肩接踵。春节是瓜子销售旺季,安徽人春节有吃瓜子的习俗,客人到家,先拿出瓜子,然后才是各种干果、糖果和茶水。或许是春节原因,虽然与周边大楼林立、装修考究的店铺相比,年广久租的“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公司”三层小楼,显得低矮破旧,但这并不影响生意,5位店员“忙得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因瓜子得名,但在年广久的店里,瓜子并未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打品,从开心果到枣子,各式干果应有尽有。在一堆堆花花绿绿的包装中,格外醒目的是在店面正中的墙上,挂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对傻子瓜子问题的评价:“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墙上这个独特的“挂画”,虽然怪异,但仍被主人如“尚方宝剑”一样供在头顶,昭示着这家店与别家的不同。  “做生意,他们(指他的儿子和徒弟)都干不过我。”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年广久专访时,带着“狡猾”的笑,他不止一次地说了这句话,并习惯性地将他那带着硕大金戒指的手在空中一甩。78岁的年广久慷慨激昂,神采飞扬,大口大口地喝白开水,喝完后就将水杯重重地放在床上,带着江北“侉音”的芜湖口音震得整个房间嗡嗡直响。  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近年来几乎不接受采访的年广久破例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事实上很多采访者都反映年广久不好“打交道”,原因是交流困难——年广久和人谈话最不喜欢被打扰、打岔、提问,他喜欢自己滔滔不绝,因此总因为交流障碍而评价记者“什么都不懂”,导致采访并不愉快。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采访过程就是年广久的个人演讲,讲他的身世,讲那个年代他为何要炒瓜子,讲他为何同意联营,讲他对小商贩的看法,讲他没钱时的窘迫和有钱时的“任性”,激动时骂几句,平缓时又似有所悟,一如他的一生,起起伏伏,甚至被人瞧不起,但的确精彩。  邓小平三谈傻子瓜子  年广久在全国的知名度,源自他因为个体身份的三次入狱,也源自他三次被邓小平提及并由此化解了傻子瓜子当时的危机。  1980年,邓小平看到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对个私经济姓“社”姓“资”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对傻子瓜子问题旗帜鲜明地说:“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这是邓小平公开对外第二次说到傻子瓜子。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三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牛鬼蛇神”个体户  “人家都叫我傻子,但我一点都不傻,做生意,我最精。”年广久说:“我9岁就搞水果,后来搞鱼,还贩过甘蔗、卖过冰棒、当过搬运工,炒瓜子是后来跟师傅学会后才开始想到卖的。”   1937年出生的年广久自幼丧父,和母亲摆小摊养家糊口,早早学会了街头叫卖。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卖鱼维生的年广久于1963年被定为“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这是他第一次入狱。出狱后,为了谋生,他又开始卖板栗。1966年,年广久又因此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监狱10多天。出来之后,隔壁一家卖瓜子的老师傅找到了他,让他帮忙炒瓜子。  年广久承认,他自己是个“泼皮主儿”,要命有一条,“否则,你就干不过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  解放后很长时间内,瓜子都是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是违法行为。就因为这,年广久的师傅搭上了性命。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共有900多万个个体经营者。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对个体工商资本改造,期间经过改造、没收、联营后,到上世纪60年代,全国个体经营者只剩下100万人左右。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给个体经济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但这个时间很短暂,刚恢复到216万人。1964年的“四清”运动,又割起了“资本主义尾巴”。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几次大的折腾之后 ,中国的个体经营者约剩下15万人左右,而芜湖所存已不足7000人。从1962年至1978年的16年间,芜湖的个体户就由5180户,直接减少到833户。幸存下来的小商小贩,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做生意,否则“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就会找上门。  在零星的个体户中,年广久就是一个。他说,从祖辈到他本人,自产自销,尽管躲躲藏藏,但从未停顿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放开了手脚,创制了“傻子”品牌,几年之内由年产几万斤发展到几十万斤、几百万斤,从而推动了瓜子大发展。1981年时任芜湖市副市长,分管财贸工作的赵文波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在此期间,芜湖市瓜子年产量由不到1万斤,猛增到3000万斤,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全市专门从事瓜子加工的有58家,其中个体户和私人企业45家,占77.5%。与此同时, 全市范围内的个体户由800多户恢复和发展到9000多户。  小商贩眼中的个私经济  “扑棱咚咚,扑棱咚咚,有洋烟、洋火、香胰子,有糖块、弹珠、江米糕。”今年75岁的吴长发曾经是芜湖市南陵县一个挑货郞,吆喝起来,还像以前那样。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小商小贩,城里管得紧,乡下同样不让卖。“当货郎是迫于无奈,在生产队时,我甚至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游过街。”谈起往事,吴长发心酸。他说,他家兄妹8个,孩子小不能挣工分,父母挣的工分不够吃,作为老大,14岁的他就辍学跟随父母下地干活挣工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个货郎进村卖货,于是产生了当货郎,走村游乡挣钱补贴家用的想法。  21岁那年,吴长发觉得挑担太辛苦,父母就给他用木头打了辆独轮木板车,那时候车板前面顺着放两只篓子,放杂物,一般都是收回来的破铜烂铁或塑胶鞋底之类的废品。独轮车的后面横着一只用铁丝网罩着的小箩筐,里面放着一些小百货,主要是妇女们经常使用的东西——针头线脑,还有小孩子喜欢的泥口哨、铁皮口哨、小皮球、砸炮、泥人、弹弓等玩具。  吴长发说,虽然人数不多,但以前的小商小贩,利润犹如针尖上削铁——微乎其微。作为挑货郞,要走村串巷、日晒雨淋,饿了啃点自带的干粮,渴了就到村民家喝碗水,赚的是常人不愿赚的辛苦钱。不是生活所迫,谁会去当挑货郎?  “你的库存有多少,高价卖出,低价买进,这就是经济学。那时候基本上天天被抓,一天也不知道要抓多少次,但不怕,抓了再炒,不就几毛钱的水果瓜子么,又不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我拿不出来。”说起自己的生意经,年广久最得意,那神态,如同指挥作战的将军。  现在安徽炒货行业,无人不知年广久,很多小规模的炒货主,都是年广久的徒子徒孙。“我就是要多教徒弟,让他们都学会了来和我打,只有干生意的人多,这生意才能叫做生意。不管干什么 ,质量是根本,你不要去想着糊弄人,老百姓最精明,钱是自己的,谁愿意花冤枉钱?”对生意,年广久有他自己的一套。  “别看今天的十九道门顾客如流,摊位如云,满世界都是商贩们的吆喝叫卖声,多一个摊位都摆不下,可当年敢于第一个在这里摆摊的人,那是要胆量的。”十九道门是年广久占领的第一个滩头阵地,后来他在全国瓜子市场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了炒出与别人不一样的瓜子,年广久很有心计地尝遍芜湖的瓜子,然后背上只小挎包,钻进“东方红”号江轮的大统舱,顺水去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了解外地瓜子行情,收集各种风味的瓜子。回到芜湖,他将这些收集来的瓜子摊了一桌子,挨个品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用清水漱漱口,再接着品尝另一种。品着品着,他就悟出炒瓜子的两个窍门:一是掌握好火候,二是把握配料。他边炒边摸索,每炒出一锅就揣几包,请过往行人品尝,修改配方,再炒,再修改。终于有一天,几个路人尝了他的瓜子,惊诧地赞叹:乖乖,真是打肿嘴巴子也不松口的货。最终,他成功地炒制出风味独特的奶油香型瓜子。  年广久的精明还体现在他的用人上。记者在芜湖采访期间,陪同记者采访的是年广久的老搭档陈恒庸。75岁的陈胡子已经白了,但精神很好。1984年年广久出任芜湖瓜子公司经理时,他知道这人当过全国十大贸易货栈之一的芜湖贸易货栈主任,见过大场面,做过大买卖,是把做生意的好手,料定日后将是他强有力的对手,便决心将他拉到傻子瓜子公司来,但陈一直拒绝。上世纪60年代大学科班出身的陈恒庸代表国营阵线,与年广久在瓜子市场上顽强地竞争了8年,为国家创造了大笔的财富。可没想到几年后,芜湖瓜子公司倒闭,陈失业了。年广久得知这一消息,再度登门拜访,礼聘陈恒庸出山。目前陈恒庸是芜湖市傻子瓜子有限总公司顾问,这个帮了父亲又正在帮助其子的老员工,能获得年氏两代人的认可,其实力可见一斑。陈恒庸最初拒绝年广久每月2000元的高薪聘请,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2000元月薪现在看算是“打工皇帝”了,十多年后归降傻子瓜子,乍一听此事,不无荒唐,但用年广久的话来说:“大锅饭再也吃不得,不是所有垄断都能占领市场。”  1978年,年广久迎来真正的春天  “其实,小商贩更关心国家大事。”和父亲一样,刚接触社会,年强学会的第一技能就是如何和政府“躲猫猫”。他说,在别人眼里,许多人都以为小商贩们对政治麻木不仁,眼里只有钱,觉悟低。“事实上,我们在社会底层长期的挣扎求生中,磨炼出了对政治高度的敏感性和快速的反应力。我们一只眼盯着市场和行情,哪条路上又冒出来个卖水果的,哪家卖的瓜子比自己便宜,这些都要及时知道。另一只眼注视着政策的细微变化。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政治运动的一个小浪头,就有可能将我们推到衣食无着的险境,自然也最懂得政策与身家性命的关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一夜间,新中国史上为时最久的冰期解冻,政策又允许并且鼓励个体经营了。但是经过长期禁锢,虽然让他们盼了很久,期盼得太苦,一旦它真的突然降临,很多人几乎都不相信,本能上宁愿选择谨慎。但年广久可管不上这些。  “管你是什么政策,是真开放还是假开放,养家糊口,横竖要做生意。”年广久说。   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年广久与第一任老婆离婚。“我想大干,可是我老婆不同意,只有离婚,我离了婚,一样?财产?都不要,全部给她了,拉着板车出来了,后来去江苏讨饭,别人一天只能讨块把钱,我一天就能讨10多块钱,就是讨饭,我都比别人讨得多。”离家后,年广久一路辗转到了扬州。一年后,在老母亲的劝说下他又回到芜湖,和儿子一起炒瓜子、卖瓜子。  1981年的初夏,就在很多小商贩们还左右观望时,年广久在市中心十九道门巷口的摊点上,公开摆出瓜子摊,一块小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粉笔字:傻子瓜子。陈恒庸回忆,他夏天穿着条脏兮兮的大裤,冬天一根布带子拦腰扎住烂棉袄,哆哆嗦嗦地站在北风里卖瓜子。  年广久怎么也没想到,也就是在这一年夏天,他遇到了人生的“贵人”——当时的芜湖市副市长赵文波。  “那年我是在做一个市场调研,想看看如何才能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赵文波今年已经93岁,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有关年广久当年的情形他依然记得十分清晰。“到了他的瓜子摊前,我捏了片瓜子一尝,果然别具特色,瓜子里外都有味儿,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吃了仁儿还舍不得吐壳。第二天,和我同去调研的《芜湖日报》的同志就在报纸显著位置发布了一条新闻,‘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赵文波回忆说。《芜湖日报》那篇文章等于帮年广久做了一回广告,看到这份报纸的当天,前往年广久十九道门巷口的瓜子摊前买瓜子的顾客就络绎不绝,几十斤瓜子一售而空。又过了一天,他的摊前更是被围得水泼不进。  很快,在傻子瓜子的刺激下,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苏,三年的时间,全城便出现57家瓜子公司、工厂和商店,其中领取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个体户就有38家。全市从事瓜子加工的劳动力达2500人。与此同时,其他行业的个体户和私人企业也迅速发展,1979年至1986年,个体户和私人企业就业人数达到13000人,占那个时期全市安排就业劳力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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