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无过度投资迹象

中国并无过度投资迹象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已经过度投资，因此无法再依赖投资来维持其经济增长。但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确实，在过去30年中投资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由上世纪80年代的36%上升至90年代的39%，2000年后更是增至50.5%。过去30年中，固定资产投资以平均同比22%的增速扩张。因此，2011年固定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由1980年的28.8%上升至46%左右。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对增速未形成增值的土地购买，因此其占GDP比重甚至更高。特别是近年来以投资为中心的刺激计划导致2009~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激增至近28%，投资占GDP比重跃升5个百分点。过去30年惊人的投资增长反映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率由1980年的19.3%激增至2011年的近51.2%。这意味着城市化率在过去30年内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 　　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城市化率每提高1%需要增加相当于GDP5%左右的投资。 　　有人质疑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规模及可持续性。然而事实是中国的基础设施部门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尽管过去30年中国年均资本存量增速超过16%，但总量仍较低。据笔者估计，中国的资本存量(按当前价格计算)于2010年底达到93.3万亿人民币，合13.8万亿美元，仅为美国资本存量(2010年底为44.7万亿美元)的30%。以200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笔者估计201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为13.5万亿美元，远低于美国的41.3万亿美元和日本的14万亿美元。 　　另外，中国人均平均劳动力资本存量极低。2010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中国平均劳动力资本存量与美国的差距更大，仅相当于美国的6%和韩国的15%。所有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并未过度投资。事实上，中国的资本存量无论以总规模和(或)人均/平均劳动力计算均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换言之，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而非减少投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其他国家。中国1979~1992年资本实际回报率平均为25%，1993~2005年为20%左右。此外，如果将库存考虑在内并剔除住宅建设及税收的影响，2003年资本回报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个位数提高至11%~12%左右。 　　近期以基础建设为中心的投资加快可能导致资本回报率有所回落。但笔者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基础设施项目的特性是由公共部门投资且回报周期较长。目前担忧资本收益递减还为时过早。政策含义增长问题已经取代通胀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政策重点。最新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今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笔者认为，随着未来数个季度内需和外需的进一步疲软，中国经济应更多地依赖内需来实现经济软着陆。 　　但紧缩的房地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放缓，从而使得内需面临压力。近期的迹象显示，国内消费需求保持良好，部分原因是春节7天长假的购物高潮。除非就业市场急剧恶化，否则国内消费将保持相对活跃和稳定；但笔者认为消费将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因此笔者认为既然并无过度投资之虑，投资将在支撑经济增长和应对外需疲软的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举步维艰，去年12月份投资大幅减速，2012年可能维持相对疲软的状态。 　　2012年1月31日由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政府将进行政策微调并提高政策的灵活性，以“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求，抓紧布局、有序推进新的国家重点项目，保持投资稳定增长”。显然，尽管通胀压力出现季节性反弹，但已不再是中国政府优先关注的问题，而投资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受到持续紧缩的房地产政策影响，私人房产投资可能进一步减速。中国政府有多个选择来抵消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同时防止过度刺激投资增长： 　　一是对投资管制的放松，允许私人投资涉足更多行业。国务院已于2010年5月出台“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的重要性。认为目前是出台更多实质性的措施来促进个人投资的时机。根据温总理的讲话，预计最快今年上半年将正式出台细则。 　　二是加快保障房的建设。2012年目标规模已从2011年的1000万套下降到700万套。大量的在建保障房建设将继续缓冲私人投资增速的下降。如有必要，中国政府仍可加码保障房建设，而融资并非大问题，譬如中央政府可以为此发行特别国债(而储蓄存款高达35万亿人民币). 　　三是产业和区域发展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需要更多的投资。其中包括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西部开发及振兴东北战略等。所有这些，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确保今年投资实现将近20%的增长水平，实现8.5%左右的GDP增速，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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